这无害于存在

历史书里面，能看到很多东西。很多事情,即使改朝换代面目全非,本质上仍然没有改变。
黄仁宇的这本东西，第一个优点是通俗，第二个优点还是通俗。
Btw， jancker昨儿介绍我看《阴魂》，记下了。

1．国家的治理结构，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作者认为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由于国家庞大，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统治的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德的力量构成了宪法的权威（成宪）。“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期限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使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2．施政方针（或曰发展战略），“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均衡的意义非常深刻，帝国的文官体制不欢迎任何可能造成权力不平衡的可能性。在政事则表现为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人事考察条例，也就从这里着眼。”

非常有意思的是，历史符合当下流行的一种经济理论的说法，即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内生均衡之中，强制性地引入在其他条件下有效的制度，一下子打破内生均衡系统来不及调整，很可能适得其反——这是渐进改革论的理论基础之一。张居正的全面改革措施，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强求的效率增进，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设，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3．皇权、文官系统与农民之间，类似潜水艇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的结构，维持着均衡。文官系统已非常完善，以至于皇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因为皇帝的权威是建立的道德为表率的基础上的。“文官业已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司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皇帝一旦放弃自己在这个庞大体系中所应扮演（宪法化身）的角色，拒绝继续承担平衡文官司系统并提供激励的义务，就会造成整个体系的效率的急剧降低。从这个角度看，皇帝责任重大，这也是万历受人责难的原因；而万历拒绝合作也是有原因的：整个文官集团在继承问题上站在他的对立面，而他受制于道德的成宪无法与之抗衡——可悲的皇帝！以下这段话值得深思：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司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的出发点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司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4．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与实际利害的冲突（或阳与阴的冲突），造成官员的“人格分裂”——成千上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这种冲突在皇帝逐渐放弃他的道德角色后，强烈到几乎没有人可以回避。伟大的人格无可避免地在这种体制下成为悲剧，孤独的例外者力量也极其微薄。正直的官员海瑞，富有政治才能和军事天赋的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是其中的代表，也是悲剧性的代表。我发现，从体制的角度理解他们的人生，要比道德的角度（海瑞的清官形象与戚继光的民族英雄形象）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

“他（海瑞）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
“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
“他（李贽）的诚实在于能够坦白承认这一目的，而不打出去绝私欲、为国为民等高尚的幌子。这就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混浠。”

5．维护成宪的系统，排斥一切创新，技术上的或体制上的，只要这种创新有威胁现有平衡的可能——内生的创新动力缺乏有效的激励，也就渐渐丧失了。“用中央集权的方式，以为数众多的官僚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励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发展新的技术或创造新的法则。在他所处的时代，文官集团业已丧失了发展技术的可能，也没有对付新的历史问题的能力。” 张居正失败的改革是为一例，又如：“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生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方官司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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