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害于存在

 我对吴晗的好奇，甚于对朱元璋的好奇。当然这位乞丐皇帝本身的传奇经历、嗜血成性，联同张无忌的盖世无功足以引起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海瑞罢官》是一件事，这本书又是一大罪状，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若说是别有用心之人强加的，无如说是吴晗早已预见到的。史家实事求是的本性和使命感让他暂时忘记了这些，毛微妙的关怀让这个可能有点天真的学者暂时忘记了这些，忘记了他目睹的、考据的那一段段历史。

读得出来，吴晗的笔调是战战兢兢的，生怕没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把阶级斗争抬高到横贯古今的普遍真理。但吴晗又是大胆的，读完这三百页书，对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态度不可谓不一目了然。这当然是个人的主见，吴晗显然试图再次履行一个历史学家应尽的职责——在自己与时俱进的价值体系中尽可能客观、“公正”地重建历史。他赞扬农民起义，批判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阶级，逃不出封建君主的宿命，让人觉得有点言不由哀。但那种情绪，那种真挚的感情逃不过读者的眼睛——那是一九六四年——这本书意味着厄运。

吴晗真是个历史学家，客观的历史学家。不过历史学家从来都不可能是客观的，瞧瞧太史公，这并妨碍他们的伟大。

这本书讲的是十四世纪的中国，但历史总是不断重复着自己，像古希腊人相信的那样。大概旗号改了，老板换了，骨子那一套一点儿没变——一模一样。想想毛读这本书的心态一定是很有趣的。吴晗又怎么会有好下场呢。

读读历史，看来不是让人明辨是非，纵论古今；而是让人学得圆滑，知道什么是不能说的，不能做的，说了做了会不得好死的。
写书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可见——他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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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下徽州时，老儒朱升告诉元璋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他第一巩固后方，第二发展生产，第三缩小目标，长远打算，对元璋后来事业极有影响。

元末南方群雄，分作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一是非红军系。红军系分东西两去，东支以淮水流域为中心，小明王是东支的共主，郭子兴是滁、和一带的头目，子兴死，元璋代起，日渐强大。西支以汉水流域为中心，从徐寿辉到陈友谅，以及寿辉部将割据四川的明玉珍。非红军系如东吴张士诚、淅东方国珍。

元璋后来和群臣总结战胜汉、吴两大敌人的经验说：“元末群雄中，张士诚、陈友谅最强大，士诚地方富庶，友谅军力雄厚，我都不如，只靠不乱杀老百姓，说话算话，刻苦做事，和大家同心协力，才能成功。”

元璋趁着元朝内部打得火热的有利形势，乘机东征南伐，扩大地盘，充实军力。等到元璋北伐大军兵临城下，元朝的军事领袖们才着了慌，停止互相残杀，却又不肯也不甘心和别人合作，听别人指挥，仍然是各保地方，各自为战，为朱元璋造成集中强大军力进行个别歼灭的良好战机。

他又指出临敌必须持重，不可骄傲大意，告诫诸将说：“土不可以恃广，人不可以恃众，我从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角逐，每临小战，亦如大敌，所以能够致胜。”

历史上的朝代称号的决定，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大体上可以分做四类，第一类用初起的地名，如秦、汉；第二类用所封的爵邑，如隋、唐；第三类用当地的物产，如辽（镔铁）、金；第四类用文字的含义，如大真、大元。大明应该属于第四类。

用大明做新皇朝的称号，第一表示新政权是继承小明王的，所有明教徒都是一家人，应该团结在一起，共享富贵；第二告诉人民以明王已经在世，只此一家，其他的全是冒牌，不要相信；第三使人民安心，老实本分，享受明王治下的和平合理生活。

他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以猛、以严治国，这样，也就不能不日益和淮西集团分裂以至对立，用流血手段解决问题了。

胡惟庸在中书省最久，权最重，已经使元璋觉得大权旁落，很不高兴，特别是得罪被谴责的功臣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都和惟庸相往来，军事贵族和朝廷政治首脑结合在一起，和朱元璋的冲突便更加严重了。

从胡惟庸被杀以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方便武器，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险性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展，随时扩大。

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不多日就死了。

功臣宿将侥幸得以善终的有几个例子：一个是汤和交还兵权，，他是朱元璋同村子的人，一块儿长大的看牛伙伴。徐达、李文忠死后，元璋想要解除诸宿将兵权，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汤和懂得老伙伴心事，便首先告老。元璋大喜，立刻派官给他在凤阳修建府第，赏赐礼遇，特别优厚。

不做名儒（朱熹）的后代，却向他的同乡皇帝汉高祖去看齐，索性强调自己是没有根基的，不是靠先人基业起家在，在口头上，文字上，一开口，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强烈的自卑感反而表现为自尊，自尊为同符汉高祖，不断地数说，卖弄他赤手空拳，没一寸土地却打出来天下，把红军大起义的功绩一古脑儿算在自己名下。这两种不同心理，看来是矛盾的，其实质却又是一致的。

武装和文官争权斗争的发展，使他在和一部分不合作的地主文人对立的基础上，更增加了对一般文人运用文字动机的怀疑，用他自己的政治尺度、文化水平来读各种体裁的文字，盛怒之下，叫把做这些文字的文人，一概拿来杀了。

经过北方考生的几次抗议，引起了朱元璋的密切注意，他为了争取笼络北方的地主知识分子，重考的结果，一榜及第的全是北人，南人一个也没有，他是从政治出发的，从大一统国家的前提出发的，而不是单纯从教养的优劣出发的。白信蹈等考官的被杀，宋琮的充军是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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